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,何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

时间:2016-10-18 00:03:34   |    许愿骨手工小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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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严青 孙卫涛 邓家荣

来源/第三编辑室(ID:editingstudio)及网络

联大初立

  1937年7月,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在清华园的大学学习。然而战争的狂风暴雨已经无情地降临华夏大地。

  林家翘回忆说:“七七事变时,我正在校园内,敌人进攻卢沟桥,校内可以很清楚地听见枪炮之声。大家早就认定战争难以避免,所以虽然心中愤怒,却也没有慌张。8月份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。大家就开始按照学校的要求把贵重的教学设备、书籍文献整理好,准备搬迁。”

  早在1935年,由于感受到日益临近的日寇威胁,清华大学就已经未雨绸缪,开始酝酿学校的保护措施。1937年底,三校汇集华中重镇长沙,租借圣经学院,成立了“国立长沙联合大学”,并一度开学授课,这便是西南联大的前身。

  1937年7月,林家翘从物理系毕业,随即留校担任了助教,并随着清华大学的师生一起搬到了长沙。然而日寇的铁蹄已经步步紧逼,1937年底,南京沦陷,武汉告急,日本侵略军自华北及长江一带节节进逼,局势日紧。长沙临时大学的教学随即中断,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,决定迁往中国腹地的云南省昆明市。1938年2月中旬,国立长沙联合大学开始搬迁。人员分成两路,一路主要是一些教员及其家属和一些女生,他们经粤汉路至广州,取道香港至越南海防、河内,而后经滇越路进入云南;一路则主要是由曾昭伦、李继侗、闻一多等11名教员,率数百名学生组成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,由湖南、贵州,步行抵达云南昆明。1938年4月终于完成了迁移,4月2日,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,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5月4日正式开课。

  

西南联合大学校园

大学长征

  1938年1月20日,刚刚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第43次常委会对西迁做出安排。近300名师生徒步西迁,由长沙、益阳、常德、桃园、芷江、晃县(今新晃)到贵州玉屏、贵阳、镇宁、丰彝(今云南富源县),最后到达昆明。日后成为我国哲学宗教学一代宗师的任继愈,报名参加了这次长征。也正是这一路的徒步旅行,揭开了中国抗战史、世界教育史上著名的一幕——西南联大“湘黔滇旅行团”!

  临大规定,这次徒步旅行的宗旨:“借以多习民情,考查风土,采集标本,锻炼体魄,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。”而事实上,却是战时迫不得已的应急举措。这次旅行,任继愈领到了学校发给旅行团学生每人20元的旅费。教授每人领取65元。但他看到,许多教职员将自己的旅费捐助给了体弱寒苦的学生。

  为保证旅程安全,全团实行军事化管理,学生团员统一着装,穿着黄色咔叽布制服,背着湖南有名的油纸伞和军队发放的黑色外套。*********高级将领张治中委派黄师岳中将领队,临大军训教官毛鸿上校任参谋长。全团分为两个大队,大队长由另两位军训教官邹振华、卓超中分任。每个大队又下设3个中队,每个中队又有3个小队。

  

  1938年2月22日,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船抵益阳城外清水潭,因上游水浅不能前驶,遂于23日舍舟登陆,3000余里之长途旅行从这里开始,这是自益阳出发时所摄

  任继愈回忆,“湘黔滇旅行团”还设有辅导团,由11位教师组成。南开大学的黄钰生教授为主席,另几位分别是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;清华生物系教授李继侗,助教吴征镒、毛应斗、郭海峰;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、助教李嘉言,地学系教授袁复礼、助教王钟山等。

  一路上,辅导团的教师不失时机地进行教学:

  闻一多讲授桃花源地名的原始意义,指导学生收集民歌、研究地方语言;

  李继侗教授介绍乡野农村的情况;

  袁复礼教授则实地讲解河流、地貌和演示的构造变形;

  这次旅行,竟成了一次真正的“社会即学校,生活即教育”的实践行动。

  

  西南联大“湘黔滇旅行团”的部分教师合影

(右五为黄钰生,居中蹲者为闻一多)

  4月27日,旅游团一行终于到达了昆明。出发前,不少人就预料这趟行程将非常艰难。杨振声教授还曾调侃体弱的闻一多教授:“一多加入旅行团,应该带一具棺材走。”不想到了昆明,老友相见,闻一多反唇相讥:“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,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。”彼此大笑一场。

  对于这场千里跋涉,曾戏言要“带着棺材走”的杨振声教授评价极高:“我们在昆明拓东路又以骄傲的眼光去迎接他们。他们都晒得黑光光的,腿肚走粗了,脚皮磨厚了;同时人生的经验增加了,吃苦的本领加大了,精神也更饱满了。就这样,他们步入了历史的新页。”

  “湘黔滇旅行团”师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“长征”,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奇迹。当时驻美国大使胡适先生,将照片在美国展出,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。他说:“这段光荣的历史,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,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。”

  

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

艰苦岁月

  1941年,经济学家刘国光考进西南联大时,学校已在文林街口外建起新的校舍。所谓新校舍,也只是一排排的土坯房,窗户是个大圆窟窿,没有玻璃,竖插几根带着树皮的木棍作护栏。空气流通条件倒是极好的。屋顶原是铁皮盖子,后来因为经费不足便把铁皮拆下来卖了,换成茅草屋顶。那土头土脑的样子根本不像个高等学府,倒像乡村里的庄稼大院。走进校门,便是贯穿南北的一条长长的土路。这土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,几乎下不得脚。

  土路的西南是学生宿舍。大筒子间,一间房里睡四十多个人,上下两层的木板床靠墙排成两大排,每排十个,与两面的墙壁成垂直形状站立着。两排大床中间是个通道,格局就像火车车厢里的卧铺。当时联大的学生有三千多人,这筒子楼再大,也只能装一千多人。宿舍里没有桌椅,有人便买了些肥皂箱子,三个一摞摞在床头,再在最顶上的箱子面上铺一张报纸做书桌。下面两个箱子可以放书籍和衣物。于是,这肥皂箱子也就成了书桌和衣柜。刘国光如法炮制,很快便在这筒子间里安下了家。

  学生一般是不在宿舍里看书和做课业的。通常,他们到校边的树林里,或者到图书馆。学校有大图书馆,系里也有小图书馆,都可以坐下来读书。从宿舍往东北走便是大图书馆,这是学校唯一的一座瓦顶建筑。由于图书与座位都不够数,每天一清早,许多学生在外面等着,一开门就争先进去抢座位、抢指定参考书。直到晚上十点多钟,图书馆里还是灯火通明。学生们觉得战时还能有这么个良好的读书环境,非常值得珍惜,莫不勤奋刻苦地学习。

  

在简陋图书馆里刻苦学习的联大学子

  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。教室里没有课桌,只有特制的一些白木椅子,椅子右手支起一块乒乓球拍子大小的木板,学生就在这小木板上记笔记。就是这样简陋的椅子也不太富余,有时听课的学生多了,就得临时从附近的教室里搬过来些。不过,讲课的先生却个个是知名的教授,在经济系讲课的除了陈岱孙、赵乃抟之外,还有徐毓枬、陈序经等教授。

  当时,大家在“一切为救国”“一切为抗战”的口号下,都过着极清贫的日子,教师们发七折的工资,且不断有通货膨胀的冲击,日子过得都很艰苦、拮据。陈岱孙教授本来是吸烟的,现在一狠心把烟戒了。黄子卿教授烟瘾大,一时戒不了,只能上街去买土制烟。有一次他在小摊上买了几根真正的香烟,没动地方就大口大口地吸起来,一边吸一边叹气。卖烟的老太婆见了也为之感叹地说:“可怜啊,可怜!”闻一多教授很长时间只穿一件亲戚送他的早已过时了的夹袍,而朱自清教授冬天里只穿一件赶马人用的毡披风御寒。

  学生们的生活就更差了。吃的是通红通红的糙米,米饭装在几个大木桶里,盛饭的瓢也是木头的,因此米饭里充满了木头味。饭里什么都有:砂石、粳壳子、稗子、耗子屎……人称“八宝饭”。八个人一桌,四个菜都装在酱色粗陶碗里,清汤寡水,多盐少油。即使这样,吃过一碗饭再去盛第二碗时,桌上的菜已经被一扫而光了。

  图书馆前面有个大操场,这里每个月都举行一次全校大会,名之曰“国民月会”,全称“国民精神总动员会”。会上,社会知名人士经常来校讲演,而校长梅贻琦先生则是每次必讲的。大家听演讲,一般来说都很散乱,漫不经心,唯独唱校歌时情绪激昂,精神振奋。《西南联大校歌》歌词由罗庸、冯友兰创作。曲作者张清常先生有时亲自走上台去指挥,同学们受此感召哪能不引吭高歌,唱出同仇敌忾、患难与共的救亡图存精神来呢?

  

西南联大校歌

  刘国光在西南联大从头到尾学习了五年,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:一是跑警报,一是泡茶馆。昆明几乎没有什么防空力量,所以敌机一来大家就往郊外跑。开始两年几乎三天两头来一次,到刘国光入学时敌机来的次数虽不那么多了,但依然有。联大学生跑警报都有了经验:发预行警报时不好不动,到一长一短的汽笛声发出空袭警报时才一定要跑。好在学校后门一打开,越过铁道就是山野。在空旷的山林里找个坟头,看哪里有墓碑就往哪里一靠,既可以聊避一下飞机的轰炸,又可以较长时间地背靠着它读书。

  泡茶馆更是联大学生在这特殊环境里的家常便饭。前面说过,学校里的图书馆座位有限,宿舍里又没有桌椅,要读书和做功课难得找到个空闲地方,而花钱极少空闲极多的茶馆,便成了联大学生攻读的最好场所。所以,在当地人常说的“坐茶馆”,到了这些从北京来的北大、清华学生嘴里,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京味的“泡茶馆”了。有一个同学,竟是一年到头风雨无阻地泡,甚至连洗漱用具都放在茶馆里。早晨一起床,他就抱着书本跑到茶馆里来刷牙洗脸,然后泡上碗茶吃两个烧饼,一边吃茶,一边看书。中午出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,饭后回来又是一碗茶、一摞子书。晚饭也是如此,一直看到街上灯火阑珊,才夹着书本回到学校宿舍里睡觉。第二天,仍然是这样一个日程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

  

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

  何谓大学

  在西南联大还有个特殊的现象,不仅学生听课,老师之间也互相听课。由于是3个著名大学强强联合在一起,许多成名的教授都集聚在一起,形成了积极向上、民主探讨的学术氛围。教授之间,互相听课,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。陈寅恪讲“佛典翻译文学”,中文系、历史系、哲学系的助教、讲师都来听课,本科生反倒不太多。沈有鼎为哲学系开《周易》课,闻一多也杂坐在学生中听讲。

  学校也有一个风气,老师照本宣科教学会觉得很不光彩,因此上课时不仅会加入自己的观点,还会年年有更新。老师之间的互相竞争也很强。如学校就曾让好几位老师都开讲唐诗和楚辞,轮流开课,学生可以互相比较,老师们也共同促进。闻一多就是因为讲唐诗和楚辞讲得比较好,每年都有很多人来选修他的课。这种民主自由、严谨求实的校风,让很多教师的水平大为精进,不少教师的著作都在那个时期完成。如汤用彤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、金岳霖的《论道》、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时隔70多年后,仍是各自领域的重要参考书。

  联大老师坚持以自己的研究为授课内容,而非采用统一教材,已经蔚然成风。1942年,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,3次下命令让联大采用全国统一的教材和考试,并交教育部核准。联大的老师们联名给教育部回了一封信,认为联大有联大的教学方式,应该尊重联大的传统,而非跟着行政部门的统一指挥。信件发出后,教育部再未来文催促,显然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意见,因而联大的这种传统得以保留。

  

1935年5月3日,西南联大国文系全体师生合影

  而学生之于老师,也并非要言听计从。撰写论文,学生可以不同意导师的见解,只要持之有据,教师即可以让他的论文通过。平时考试,也可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,意见相左没关系,只要有依据,照样拿高分。这种民主的学术氛围,既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,又充分张扬了同学们的个性。

  联大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基础课程教育,初等的物理、化学课往往是由经验丰富的老教授来教,给学生打下的基础好,入门也正。如国文和英文都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,文理科都要学。国文老师是李广田、沈从文、余冠英这样的名师,英文老师则是王佐良、李赋宁、查良铮等十来位,都是著名的诗人、作家、专家和学者。联大对英文要求很严格,英文不及格不能升级,因此联大的学生个个英文过硬。

  1943年进入反攻阶段后,同盟军在缅甸一带作战,需要大量翻译。而联大的学生一般只需培训一个月之后,即能满足岗位需求,可见平时的英文水平。联大还要求文理科学生至少互相选修一门课。体育不及格的也不能毕业,以求学生的全面发展。诗人吴宓体育不及格,留学就晚了一年。学校让他去学游泳,通过考试才行。学校的社团活动也十分丰富。在那里,有诗社、话剧社、文学研究会等,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学生社团组织的各种活动,气氛十分活跃。

  

1944年,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联大新校舍合影

(左起:朱自清、罗庸、罗常培、闻一多、王力)

  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,尽管日本飞机常常轰炸,生活也困难,但他依然兢兢业业,每天工作到深夜才休息。有一次,朱自清得了痢疾,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。于是,他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。而在他的书桌旁边,就放着马桶。第二天,他脸色蜡黄,眼窝深凹,人都变了相。可他连脸都没洗,提起公文包就又给学生上课去了。

  有人说,西南联大是集体的苏武,南方阳光下的义勇军。毫无疑问,西南联大是一个群体,不是由某一个巨人可以代表的。它的丰富蕴藉,不只在于它拥有一大批文化名人,更在于它在战火硝烟中,漂泊于山河,从而跌宕有序地展现出中华民族灵魂中那些令一个民族走过5000年长河的珍贵品质与力量。可以说,西南联大办校历程本身,就是一页浓缩的中国文化史和民族史。

  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,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,更在于他“育才先育人”的理念。西南联大旧址,如今还竖着几块石碑,其中一块写着:育才先育人。

  “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,如何研究学问。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,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。”梅贻琦说。

  这个做人就是:违千夫之诺诺,作一士之谔谔。

  

  做人,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。当年联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馆里,经常可看到哲学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。点杯茶,然后坐下来看书。有时,也会点一碟瓜子或花生,那是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的时候。他喜欢说一句话:“你们在联大这几年,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,也要抬头学做人。”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想吃瓜子时,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:“不给你吃。”那神情,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。联大老师,就这样从小事中将“士”之精神传递给学生。

  

西南联大校歌

  1946年,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。她们叫梁再冰、冯钟璞、梅祖芬。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,清华建筑系主任;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,清华文学院院长;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,清华校长。这样的事,在握有大把机动名额的今天看来,简直就是天方夜谭:校长、院长、系主任的女儿,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。当时,梅祖芬距离清华分数线只差了2分,同学们都叫梅祖芬去找父亲帮忙。梅祖芬说:“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,所以决无可能。”身教胜于言教,这些先贤令后来者汗颜。

  

  在校长官员化、行政官僚化、扩张盲目化、文凭贬值化、授课形式化、学术边缘化、科研虚伪化、设科短视化、学者江湖化的今天,中国要实现大学的“双一流”目标,很多方面,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。

  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?1946年,冯友兰撰写了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》。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:

  “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,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,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,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,违千夫之诺诺,作一士之谔谔。”

  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:“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。”

  上文节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“大家丛书”系列:《真理的思考——任继愈传》、《 应用数学大师——林家翘传》、《经济学大家——刘国光传》以及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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